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十二中)

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十二中) 

 

 

 

　　C：夏洮战役计划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什么夏河,又叫拉不楞寺的地方就成了战役目标呢? 

　 　Y：首先看看松藩失利后，红军布防情况，大致上集中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个地点。毛儿盖在北，卓克基在南，两地相距有4天路程。在毛儿盖集中的部队主要是 打松藩的一、三军团和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前敌司令部，包括了四军、三十军。在卓克基则主要是红军总司令部，包括了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 三军。战役计划要求的组织左、右两路军分别行动。左路军就是以卓克基集中的红军由张国焘带领，占阿坝，右路军则直接过草地到班佑。问题在于，左路军到阿坝 以后的具体行动路线，在《夏洮战役计划》中是如何规定的呢？不是十分清楚明了，前面都清楚。就是这一段有些含混。 

　 　C：夏洮战役计划有个特点，就是非常地不确实，包含了多种可能性的安排。为什么呢？是因为道路信息太少，太不确定。川西北这一带，人口稀少，交通主要就 是牧道，马帮道。即便是有路走得通，也不一定大部队通的过去。红军找的向导多是和尚，采药老人之类的。提供的情报不确实，靠不住是很常见的。夏洮战役中的 几条行军路线比较之下，是有差异的。从毛儿盖到班佑，就是右路军走的那条路，道路状况较为确定，不确定的是在松藩的胡宗南所部离这条道路很近，居高临下， 是个大威胁。从卓克基到阿坝，有路，但通过大部队行不行，则不确定的很，所以战役计划中对左路军何时应占阿坝，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就留下了以后不少人去指 责张故意拖延不去阿坝或是正相反去指责张执意要去阿坝的话由。 

　　Y：当时张让刘伯承去作探路。刘伯承甚至手绘了若干张地图，好像是用了5—6天时间，可见道路状况比较复杂。 

　 　C：从阿坝北上，情况就更加不确定。所以在这个点上，夏洮战役计划的不确定性或是多选择性就更强了。从8月13日左路军开拔之后，总司令部和前敌司令部 之间的很多电文，都是交流关于这个点上的情报，以便商定出一个比较确定的行军路线。所以这些电文措词多岐义，地名也混乱，经常变化，反映了信息情报收集工 作的状况。 

　　Y：这样一来，夏洮战役计划就有可能存在多种行军路线的组合。但是，有一条，就是战役终点目标是以夏河为中心的夏河流域。 

　　C：为什么夏河成为战役目标呢？ 

　 　Y：相关资料也不多。但拉卜椤寺是夏、洮两河中游地区最大城镇。其次，拉卜椤寺位置上，避开了天水方向上的中央军，同时又避开了较穷的藏人区，是混居地 区，较富裕。还有一点，就是靠近青海。应当讲，这个目标还是比较体现张国焘在6月17日电报中讲的那个第二"北上"方案的。况且从这个地区去陕西，宁夏也 方便。同时从祁连山两侧均有大道去新疆。感觉上，这个目标地还是很多优势的。 

　　C：目标是确定 的，通向目标的道路是不确定的。左路军在阿坝，右路军在班佑。从班佑去夏洮，近路是经郎木寺去夏河。从阿坝去夏河，则有两条路，一是经玛曲去夏河，一是经 郎木寺去夏河。这两条路距离差不多。但从阿坝去郎木寺要从草地深处走，估计道路情况不太清楚。从阿坝去玛曲，则有两种走法，一是沿黄河两岸走，但也有同样 的问题，黄河在这里弯进草地，河岸边更不好走，另一种走法，则是尽可能避开草地，沿阿尼玛契山脚，两渡黄河到玛曲。这个走法，走不走的通，事先也不知道。 所以，张国焘一进阿坝，就派人去摸这条路。他和陈昌浩交换过一次情报，似乎他排除了沿黄河两岸走法。而陈也给他讲了从阿坝去郎木寺比较难以确定。 

　 　Y：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集中起来一分析，差不多可以看到夏洮战役计划成形的几个要点。就是，右路军从毛儿盖到班佑，再经郎木寺去夏河。如在去班佑的路 上被松藩胡宗南阻击不能走过去的话，那么右路军就掉头，经墨洼西去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左路军在占领阿坝同时，应分兵一部去墨洼以策应右路军来阿坝。左路军 从阿坝北上去玛曲或郎木寺。 

　　C：停一下，这里头有名堂。左路军去玛曲或郎木寺都走不通呢？该 怎么办呢？计划中还应有安排。这就是阿坝的定位。你看，资料显示，主力去夏洮之后，红军依然保持阿坝作为后方基地，并有夏洮到阿坝之广阔区域为根据地的想 法。那么，如从阿坝北出玛曲或郎木寺都走不通的话，那么，会不会就干脆以阿坝为中心。发展周边区域为根据地呢？左，右军都到阿坝会合，就地发展呢？ 

　 　Y：很有道理。这个可以确定。因为这就可以解释清楚一件事，就是中央呆在毛儿盖直到8月20日以后，才有大部队开拔北上，而在8月13日前，却一个劲地 催张国焘快快动身去阿坝。原因我一直闹不明白。你这样一说，就解释清楚了。右路军不但是在胡宗南阻击情况下，会西去墨洼到阿坝的，而且在左路军一旦无法北 上玛曲或郎木寺的情况下，也会西去墨洼到阿坝的。因此，左路军必须先到阿坝，而且是必须先行确定北上道路无问题以后，右路军才能行动。这就是左、右两军协 调行动的实质。否则，则会出现混乱。 

　　C：话说到这儿了，要讲一讲这个左路军，右路军的由来。 原来夏洮战役计划制订时，陈昌浩、徐向前都是主张合兵行动的。计划是全军主力到阿坝，以卓克基为后方基地，伤病员都在那儿。毛儿盖放一支部队警戒松潘之 敌。但张国焘不同意，他很担心松潘之敌，他坚持在毛儿盖的部队就近监视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在阿坝的行动。李德回忆录中也讲到了右路军的掩护作用。 

　　Y：这有疑问要讨论一下。合兵行动，有没有可能合在右路呢？ 

　 　C：那个不可能。从右路去班佑虽然道路情况比较确定。但是松潘近在眼前，居高临下给你一冲，就可能腰斩红军大队，这是兵家大忌。况且，毛儿盖已有绝粮现 象发生，无法成为合兵的集结地和北上行军时的后方基地。所以，在计划制订的一开始，就未曾考虑过以右路为主北上。阿坝是首选，是制订计划时未变过的目标 地。先占住阿坝，然后再北上。北上不成，就地发展。好歹胡宗南最近据点松潘离阿坝有七天山路的，比较安全。 

　　Y：是啊，综合这些因素，应当讲夏洮战役比较多地放映了张及四方面军的想法。 

　 　C：但是，这个分兵确实有点儿自找麻烦。对每一方都是如此。如果从一开始，就放弃毛儿盖，主力去阿坝，全军分布在卓克基到阿坝一带，就没有什么必要"北 上""南下"之争了。有路就北上，没路就先稳住，再找找看其他北上的路。反正向导也罢，探路兵也罢，说的道路情况也不十分靠得住。有个例子，一年后，二、 四方面军从甘孜经阿坝、郎木寺到班佑就很顺利。说明，这个地区恒古未开，大队人马走的道路要慢慢查找的。急不得。 

　　Y：所以，我们看清了，夏洮战役计划中左路军的行军路向是很明确的。就是先去占阿坝。 

　　C：为什么现在党史军史著作中要刻意回避夏洮计划中右路军去阿坝，以及左路军经玛曲北上这个路向呢？ 

　 　Y：这也只能推测了。你看沙窝会议是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夏洮战役计划》是正式的中央决策。那么张国焘率队进占阿坝再经玛曲进占拉卜椤寺，就 当然是遵照中央决议行事。后来党史上讲张国焘去阿坝是居心不良，要同中央闹独立，搞分裂。但张国焘执行的是中央决议，恰恰是在8月15日电报，让左路军专 注北上，放弃阿坝才是擅自改动中央决议。8月20日毛儿盖会议才在程序上补上了手续。至少讲在8月20日以前，是毛在违反中央决议。所以，要把张国焘分裂 中央罪名做实，其中方法之一，就是隐匿《夏洮战役计划》中左路军的行军路向规定。其实这个方法并不聪明。 

　　C：是啊，这并不难识破嘛。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Y：哎呀呀，你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嘛？后来那个西路军事件明明是中央电报要求在河西走廊作战的，还不是照样被讲成是张国焘指使的吗？李先念到90年代 初期，想纠正这个写法都还很困难。这有什么奇怪啊？中央那份电报在80年代就已登了出来，西路军的历史还不是照样给黑着。 

　　C：没有别的意思，你别急嘛。我只是在想，到今天了，居然还搞这个事，有必要吗？不大可能嘛。 

　　Y：也可能是研究者的问题，而非当局者的意思。我注意到长征史的研究水平特别特别的差劲。几个主要研究专著简直是乱来。大概现在学者们还没有留意到《夏洮战役计划》中的这个问题吧。 

　　C：好，不讲这个事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在《夏洮战役计划》主力进占夏河以后的行军方向呢？ 

　 　Y：这就是比较含混的地方。6月17日张国焘电报是讲以主力从夏洮地区向陕西发展。到8月3日这个夏洮战役是否这么规定了，也不知道。但朱德回忆录中也 讲过到夏河以后向东压这个说法。没有讲明去陕西。同时，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讲话，非常鲜明地反对西渡黄河去青海、新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 好判断。我只能把可能性较大的情况假设一下，左、右两军去拉卜椤寺是个相对保险的方案，就是三种结果，一是就在拉卜椤寺周围就地发展，建立根据地，一是西 渡黄河去新疆，一是向东压去陕西。我认为，在8月3日的时候，不论谁都无从判断遥远的北方的情况，这样保持最多的选择空间，应当是这群惊弓之鸟的保险方案 了。拉卜椤寺恰好具备这样的选择空间。但到了拉卜椤寺到底是选择什么方向走，恐怕至少在8月3日的时候，谁也说不定。 

　　C：但他们一定各有偏好。 

　 　Y：那当然。毛偏向东方去陕甘，张国焘不好讲，可能就地先呆一阵是他的选择。以往讲他偏向去新疆，也依据不足。他们各自有偏向，但强度不一样。毛泽东对 东进的偏向很强烈，张国焘则似乎没有强烈的偏向，就地与西进，他都有偏向，但不强烈，对东进他没有强烈的偏向，但也不反对，况且6月17日是他首先提到主 力去陕西的。 

　　C：《夏洮战役计划》可以讲是双方的合集。松藩战役计划是双方的交集。这是两个方案的区别，也体现了两个方案提案人的身份。颂藩战役是中央提出的，有些高高在上；夏洮战役计划是张国焘提的，就有点不招惹你的意思。 

　 　Y：很准确。虽然《夏洮战役计划》本身确有含混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也是个北上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到8月20日毛尔盖会议时，被中央修改。这就是第四 "北上"方案。在会上毛讲话的意思是不去拉卜椤寺，不去洮河以西，而是从班佑向北，先占岷县及周围地区，形成依托，然后向陕甘边界进发。这个第四"北上" 方案获得了右路军各军团指挥官的同意，特别是陈昌浩非常赞同。注意，这个第四"北上"方案一出，原夏洮战役计划中的左路军的路向就变了。由于毛尔盖会议 时，张国焘在阿坝，所以张国焘看到中央电报时，很犹豫，他自8月21日进阿坝呆了大约十天之久，既没有继续照原计划经玛曲去拉卜椤寺，也没有照中央电报去 班佑，他大约在思考中央毛儿盖会议的真实意思。现在我们讲的"北上""南下"之争中的那个"北上"，指的是第四"北上"方案。 

　　C：就是讲，从8月20日开始，性质发生变化了。在此之前，双方都在找双方的合集或者是交集。在此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Y：张在阿坝陷入沉思了。他有点弄不明白右路军那儿怎么了。他仍然按原计划在准备。例如派人到玛曲，也有筹粮。从卓克基到阿坝走了7天，大军需要补粮。问题是在8月30日，张国焘还是选择先服从政治局决定，选择了去墨洼这条路，去班佑。 

　 　C：他应当是可以确定经墨洼去班佑是走得通的。张国焘是有把握走的通才在8月30日出发去墨洼的。张国焘显然并不是摆个阵势给中央看，没有这个必要。绝 粮随时发生，那敢玩这一手呢！到墨洼大雨过不了河，首先是出乎张的意料，也给张带来了最大的选择难题。9月3日，他的选择是回阿坝，不再作北上的努力 了。 

　　Y：到9月3日之前，在军事层面上讲，就是这么个过程。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 并没有在军事部署上有什么事先想好的陷井让中央钻进去。同样，中央尽管盛气凌人，但也没有要拿掉张国焘以便自如控制四方面军的意思。他们总的来讲，在敌情 和险恶环境重压之下，在军事上都是战战兢兢的，谋策划略，不过双方对信息判断及战场感受有所不同，其方案也就有了区别。但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可以上纲上线 的大区别，他们只不过是把各自的自认为是妙着的办法拿出来，你先试试，不行了，我再来试试，如此而已。 

　　C：在军事部署上，你任何方案，第二天就会检验，来不得半点虚的，因为敌情就在眼前，你躲都躲不开。即便是你有自己的盘算，也必须在整个军事安排上让各方人员按业务标准认可才行。只利己，不利人的想法，在这种场合下就行不通。除非，你翻脸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Y：事实上，到9月3日，张国焘就翻脸了。他是在8月21日接中央电报告知毛尔盖会议决议，8月30日决定执行中央决定，去班佑，三天后，到墨洼，大 雨，无法过河。他决定回师阿坝，并且要求右路军南下到毛尔盖、卓克基。张国焘向中央翻脸了。到9月9日晚，中央来了个更绝的，干脆单独跑了，于是中央向张 国焘翻脸了。至此双方翻脸。 

　　C：我看，这里还有个第五"北上"方案。就是毛带一方面军一、三 军团跑到俄界以后，也没有照毛儿盖会议向岷县进军，而是把旗号改成小股部队"陕甘支队"，径直朝陕甘方向去了。这个"北上"方案同毛儿盖会议的"北上"方 案又有不同，是不要后方，朝外蒙方向靠近就行的那种打算。 

　　Y：这也正常啊。如果张国焘与毛合 兵一处，那是无法用这第五"北上"方案的。十万人，同一万人是不同的。但仔细分每一次的"北上"之不同是有必要的。它表明了一种可能存在的状态，一种心理 的状态。到9月8日，张国焘去电中央，提出南下战略时，实际上就有了第三"南下"方案。五个"北上"方案，三个"南下"方案。实际上，东进也有三个方案， 张国焘提出的以夏河为依托，主力向陕西发展是第一"东进"方案，毛儿盖会议提出的以岷县为依托去陕甘是第二"东进"方案。俄界会议陕甘支队直接去陕北是第 三"东进"方案。看看吧，才多短点时间里有如此多的变化。可见逃亡欲望之强烈。他们全都很焦急，危机重重，但也确为人杰，随机应变，花招迭出。 

　　C：是呵。在这种情况下，按说，无论是谁，考虑问题，都应从红军生存逃亡的可能方向去思考筹划呀。何以接连就有了9月3日、9月9日的翻脸呢，对双方都不利呀。这种破裂，翻脸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吧。一定有过程。 

　 　Y：当然有个过程。就军事层面上讲，破裂，翻脸的道理不通。但如果从政治层面上讲就大大的不同了。就在前面开头，我已讲过有个源头更加久远的张与中央的 分歧争论过程，一种政治争论，一种关乎中共革命战略的争论，在两军会师之后，与军事部署过程交织在一起，进行了激烈的对撞。直到9月3日,9月9日，双方 分道扬镳。 

　　C：一种政治上的合理性终于压倒了军事合理性？我个人比较信这个军事合理性，因为那关乎生存。如何逃得出去？这才是大问题。如何政治理性就压倒军事理性呢？ 

　 　Y：讲点学究气的话吧。政治是军事的前提，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的尽头就只能是政治了。如果，有人就是认为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了。无论如何军事上也搞 不下去了，那么，一种新的政治就会出现，新政治一定是对旧政治的反动。而这个旧政治，正是那个"苏维埃革命"，正是这场"苏维埃革命"催生了红军，产生了 迄今为止的红军的军事逃亡过程。现在，有人对这场"苏维埃革命"质疑，而且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是从1933年就开始了，这个人就是张国焘，正是他的质疑， 持续的质疑，才让长征，才让两军会师后的长征，不仅仅是军事的逃亡之旅，还变成了中共政治上自我解放之旅。正是从这里，中共才从久已边缘化的社会异己力量 重新走上了溶入中国社会主流的进程中。正是这种自我解放的历程，才为西安事变及事变以后的中共革命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 

　 　C：播下这政治解放种子的是张国焘，而收获这成果的恰恰是毛泽东。无论怎样，只要是政治冲突，那么个人的角色就是政治的底色。我好奇的地方是，在四方面 军方面，很确定张国焘拿大主意，陈、徐也可以经常给张提建议，但张国焘是下最后决心之人。而毛在中央及中央红军这里，在会师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地位。毛在 中央除了常委这个岗位以外，没有军事指挥权。原先有个新军事"三人团"，在一个多月前，还被大大地质疑了一番。虽然给弹压住了，但"三人团"也就形散了。 等到会师时，"三人团"就更加不可能起作用了。所以毛就只在操作政治局这个集体平台的条件下，才可能发挥他的领导作用。他怎么能够那样快地就从这个集体中 冲出来，同张国焘对上头了呢？ 

　　Y：这是个好问题。我想，情况同遵义会议前的情形差不多吧。中 央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关于军事行动的研究和讨论，应当是围绕着毛、周为主进行的。而同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中央在军事安排上，恐怕还是毛来拿主 意，周性格上，遇到张国焘这种强人时，不大能坚持住观点。这点，毛就显得更加强硬和无顾忌。于是毛就自然显示出来，在同张国焘一起开会时，毛的话大概就讲 得多一些，张国焘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 

　　C：我的感觉，张国焘一开始对毛没有恶感。甚至还有点好感，相比那些他看不上的青年留苏生，他感情上应当接近毛泽东吧。 

　 　Y：那倒是很可能。但人同人不一样。毛就不大可能喜欢张。他们双方情形相差太大。中央有优势，但毛本人就没有，四方面军是下级，但张本人有优势。所以， 张喜欢别人，或是对别人有好感要容易一点吧。他底气更足啊。毛则相反，他防人之心更重点。因为他自个儿没有直接的力量可调动。张看不上政治局那些留苏生， 同毛看不上这帮人，是两回事。毛的权力此时此刻是建立在这帮人身上，这帮人破产了，毛也就没戏了。毛看不上他们，但需要他们。张则不同，他看不上这帮人， 也不想这帮人在那儿对他指手划脚、评头论足。 

　　C：恰恰这帮人，还就是评头论足的本事大呀。于是一见面起以凯丰打头，就有各种批评四方面军的言论、文章，让张国焘很恼火。 

　 　Y：张国焘一开始，大概同这帮人的矛盾冲突多一点，我主要指会上会下的口头交流中的冲突。同毛的冲突就少点，至少从张国焘这里看是如此。毛与张国焘相互 关系上是不对称的，张国焘那里，是以整个政治局为对家的，毛只是其中一份子。而毛这里，是以张国焘为他本人的对家的。这是不对称的关系。日常生活中，类似 情况很多，害你的那个人，你根本就没有留意过，而那个人则把你给研究透了。张国焘后来很吃亏，就有这个不对称的因素。就是讲，不论张国焘如何对待政治局， 政治局这里头，还是以毛为主作决策，特别是在讨论军事计划、行军路线时，毛的意见应当比洛甫、博古他们多。当然，在政治问题上，洛甫、博古他们的意见比毛 要多。但话说回来，在长征途中政治问题，相对少吧。每天讨论的问题中，军事问题居多。所以政治局毛为主的格局，应当还是立得住。至于说博古、洛甫，周对毛 有没有影响，应当讲还是很有影响的。最起码，给毛壮胆的作用还是有的。但这个影响怎么测度，也难办，无法展开谈。只能讲，他们还是倾向于毛泽东多出头，同 张国焘来勾兑。毛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这么办。况且，他本人性格中遇强愈强的因素也起作用吧。于是他就从政治局中突出出来。因此以他们两个个人的性格、心 理分析可以作为长征中政治分析的线索。 

　　C：当然，这个我同意。无论如何，即便在会师以前,毛、张两位都堪称当时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两位巨人。当英雄相遇时，他们两人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是怎样地历经各自的内心的历程呢？ 

　 　Y：对，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政治层面的历史探究，就必须进入到毛、张两人的内心世界，就此而言，我以为本次对谈录可以题名为长征心态史。因为我恰恰认为, 正是毛、张两人的心态因了各自对政治军事情况判断和感受而在9月3日、9月9日分别过了各自的临界点，内心力量喷薄而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确也是可以理解 的内心冲动。它导致的分裂，导致的军事上的近乎崩溃的结果。探究这样的过程，去看看毛、张两个革命巨人在长征这样凶险环境下的心理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学术 体验。从中可以走进历史的深处。 

　　C：而要走进历史的深处，却要先从深处的历史说起。首先，张 国焘在会师之前状况比中央红军好不到哪里去。张国焘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不到一年，就被迫长征了。跑到川陕，南通巴地区，当地军阀田颂尧是个面瓜，靠 统战功夫，张就站住脚，扩大红军规模，但武器及兵员素质极差，新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武器就更说不上了。有吃有喝是一回事，部队状况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去渲 染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是没有根据的。不论是四方面军，还是张国焘，日子也一样难过的很。从南通巴跑出来后，他也指望着与中央的会师会带来转机，所以他应当讲 没有任何理由从开始就另有打算。他可能有些失望，中央及一方面军状况很惨。但要说张国焘对此很意外，那也说不通。白军围追堵截之凶险，四方面军几乎天天在 体验。张国焘怎么不会想到中央红军的惨状呢？即便失望，也到不了意外的程度。因此，见面之初，不能讲张国焘另有打算了。他还是很渴望与中央会师之后，再作 他图的。但正是在这个"再作他图"上，他同毛的意见分歧，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C：张国焘在川陕的时候，就开始质疑苏维埃运动了。这个人一直在中共核心之中，却又同博古、洛甫这些留学生有大的区别。 

　 　Y：对。张国焘本质上同毛是一类人。虽然他早年境况大优于毛泽东，又因为其组织能力被陈、李看中，做了他俩的跑腿办事的人。陈、李是不干具体事的，建党 及党务活动，他们是通过张国焘来做的。张国焘极为干练，其组织能力党内无人能出其右，连国民党高层对此都是认可的。其次张国焘不是那种如博古一样的纯真的 共产主义信仰者。他骨子里头就是个野心家。北大出这种人物，五四的那几个青年领袖，都有这种野心家的特质。他因此相当地权变，讲究权术，也热衷于国共间的 高级政治活动。再次，张国焘也不是像洛甫那样是个理论家，张国焘没有什么理论文章可以传世，他基本上就是个行动家，干起来再讲。这些特点在张国焘身上特别 突出。所以，张国焘刚刚到鄂豫皖时，手段极为凶狠果断，一点书生气都没有，就收服了军中指挥员。然后一顿肃反，杀人如麻。就建立了自己可以指挥的高效率的 党务体系。这一点他做得不比毛差，只比毛更加到位。但是，他同毛的环境不一样，毛在江西，1931后一直就不是第一把手，他的作为和想象的空间有限，被中 央给限制了，张国焘则不同。他是第一把手，撤离鄂豫皖，到南通巴，到放弃南通巴，到川北，就是他的个人决策，没有人能干扰或挑战他的决策，所以他的空间就 大得很多。他到川陕时，开始质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了，进而他开始质疑中共那个全国革命战略，他怀疑这如何行得通。张国焘不遗余力地推行了苏维埃运动。他较 之中央苏区，更加无所不用其极。结果，他始终没有获得哪怕半年的稳定期，他几乎是一直在长征，这无论如何促使他去怀疑他所执行的这个革命战略了。他是从质 疑苏维埃运动开始的 。他认为这个东西在中国搞不下去，所以他到四川时就搞了"西北抗日联邦政府" 。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同中央发生了关于苏维埃的争论，电报来去好多回合，中央甚至威胁要另派中央代表，他才罢休。但山高皇帝远，中央即便批评他对苏维埃运 动的动摇，他还是自说自话地干起来了。苏维埃的路线放到一边，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联邦政府"的旗子。这个旗号同那个时期中国各路军阀打出的旗 号有些近似，似乎想冲淡苏维埃的色彩。凯丰这班家伙一到川西北就看出张国焘打这个旗号的用心，立即发文给予痛批。成为会师之后，张国焘不满中央的一个心 结。 

　　C：从张国焘晚年的回忆看，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看上去，他倒对输给毛泽东不是特别在意。至少，他好像更加在意对这个"苏维埃运动"的质疑上。 

　 　Y：对。这里我们要把话题扯远一点讲起。要从国际共运史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战略的争论讲起。简单点说，马克思那里的共产革命，是指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的崩溃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要特点注意到这一点，我以前就讲过全球化的理论最早是马克思提出来并建构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发展到海洋贸易体系 时就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照他的计划,《资本论》是要讲这个事的，没有完成，但意思是清楚的。就是资本主义就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而 言是世界性的。因此其自我否定的过程也就是世界性的，就是讲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在一国范围内实现的，而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实现。这是个大的革命框架。马 克思之后，欧洲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这个革命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正。起先，主要是在以暴力革命还是议会方式进行革命的道路之争。后来，列宁出现了，以某个薄 弱环节上的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革命成功，从而引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而成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由于列宁，托洛茨基把"十月革命"搞成了。 结果这么一种修正理论就成为共运史上的正统。其实，即使在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者那里，"十月革命"背后的那种列宁主义是大受批评的。正是这种批评使列宁、托 洛茨基在革命后，花了非常大的精力，试图去补上这个缺口。特别是在实践中，一方面，使革命后的政权形式，脱离欧洲民族国家形态，而以无产者阶级联盟的专政 形态出现。使革命与国家的俄罗斯色彩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则以俄国作为革命输出中心。其工作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发达的欧洲，指望着一战之后，工 人革命总爆发。这些工作方向你可以从台尔曼、罗莎•卢森堡的传记中看的很清楚。这个方向的革命，进行到二十年代以后就不太顺利。另一个方向，是在东方，特 别是中国，分成两步，先完成国民革命，然后进行共产革命。这个方向的工作，在二十年代中期，有大成就。这就是苏俄资助下的国共合作推进的大革命时期。到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大革命失败了。这场失败，在国际共运史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事件。它直接启动了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替代过程。 

　　C：这一段历史，好像中文研究成果不多。我也记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中较大部分是涉及到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责任以及今后的前途。 

　 　Y：是的，他们的争论大体上从1925年开始，持续到1929年底。有好几年时间争论的焦点，起先是如何领导国民革命，斯大林、布哈林的想法是加入国民 党，先以国民政府的方式，完成大革命。而托洛茨基那时是主张另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与国民政府并行的工农苏维埃权力系统。 

　　C：嗯？不是苏维埃政权？那国共如何合作呢？ 

　 　Y：不是的，这确实是个奇特的设想，典型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托的想法是，两党党外合作，以国民政府保持革命的力量，以工农苏维埃保持革命的性 质。这里的苏维埃就不是一种政权形式。有点儿那个立法机构的意思。由中共领导这个苏维埃。托的这个想法没有被共产国际采纳。当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的 预言就应验了。他和他的学生们自然就走出来把斯大林、布哈林这些人痛斥。然而，这时，斯大林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中国革命应立即转入苏维埃政权阶段， 形成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政府，战胜之，取代之。这时，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再考虑中国革命的阶级构成了，他要把中国革命一气就推进到共产革命阶段。 

　　C：斯大林，也是那种行动家，他可能就不像托洛茨基骨子里头是知识份子。他也是干起来再讲。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那以后再来自自圆其说也不迟。 

　 　Y：对，他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他赢了。而托洛茨基此时却又大大地后退了。他似乎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反推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他对中国革命也有了判 断。他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斯大林争锋相对。他认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无产阶级力量太小，必须用多种阶级构成的"国民会议"替代工农 苏维埃权利体系来制约国民党。引导中国社会演进方向，中共应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加入国民会议中。当然，他的这套理论，没有被国际采纳。倒是与失败后的陈独 秀的想法有一致之处。所以，以后中共党内有个所谓的"托陈取消派"。 

　　C：这就毁了陈独秀一世英名呵。 

　 　Y：从这一段简略的回顾里头，我们要特别地体会到那个时期，共产国际、中共党内关于所谓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以及在这个判断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教 条。这些教条被那些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从苏俄回来的青年狂热革命者在革命过程化成不可被怀疑的革命神圣标准。从1927年到30年代初，整个党就由此 变了样子，它几乎成了铁板一块。在中国社会结构大变化的时代里，这个党就象是完全边缘化的异数，散落在社会的角落里，几乎被主流社会遗忘。中共所搞的苏维 埃运动，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也脱离了由于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 

　　C：共产 国际在这一段时期，由其选中的代理人指导中国革命，主要就是第二代领导人，后来名之曰"王明时代"。这个时代，原本离大革命时代并不遥远。却又是完全割裂 开的两个时代，你仔细对比这两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关联，那就象两个不同的党发动的不同的运动一样。 

　　Y：我们在之五里头提到过，第一代领导人从辉煌的大革命一下子跌落到苏维埃运动，如同过山车一样的心理空落感。这在张国焘、毛泽东身上是特别明显的。当张、毛进到苏维埃运动时，他们其实有着一样的政治遇境。我猜测，他们俩也有一样的革命疑惑吧。 

　 　C：张国焘同毛还有些不同。张去莫斯科呆了三年，在莫斯科期间，他很不愉快，也看不起王明那伙人。但国际人士似乎对他这个老资格的工人运动家，并不感 冒。所以他一心想回国。1931年他回国后，就给派到鄂豫皖，大体上有个三人团，沈泽民、陈昌浩加上张国焘。沈、陈是典型的第二代领导人，但张到鄂豫皖 后，他的情形不妙，这个边区情况很糟，有点类似于井冈山时期的朱毛红军。张国焘很努力，但也守不住，不到一年就开始长征了。所以张国焘在此种情况下，比较 党内其他人更早的质疑"苏维埃运动"。并由此同临时中央的博古、洛甫这些人发生路线争论。而毛在1932年左右，就已经被排斥出中央决策层，他也不得意。 但毛似乎并没有张的那种功底和阅历，毛在中央苏区始终未能在理论上去质疑中共的政治路线。 

　　 Y：对，张、毛之间这种区别很重要。张当时是第一把手，他更倾向于对路线的质疑，而毛在权力安排时，被排挤，他对周围环境的感受，更多的就是人事安排上的 不满。他当时发牢骚，包括他以后的回忆，什么"鬼都不上门"之类，都未对"苏维埃运动"提出质疑。张国焘则不同，他长时期处在党中央决策层，他又在大革命 失败后，在莫斯科呆了三年，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他有更加自觉的思想基础对"苏维埃运动"本身提出挑战。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 时，张国焘胜于毛泽东的地方。 

　　C：现在再看看前面一再提到的毛在遵义会议不谈政治路线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当时，毛泽东根本就不可能提出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就是"苏维埃运动"，他没有这个思想基础质疑这个革命。他只能在那样大家都绝望的情况下，出面承担了作军事决策的重负而已。 

　 　Y：张国焘与毛相比，不但他已然有了这种自觉地质疑，而且他还有了新的想法，即一种更加接近托洛茨基的"国民会议"的路线，即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以 一种联合各阶层各阶级的政权形式来替代这个不合时宜的苏维埃政权。这是张国焘的厉害的地方。他在战斗环境中，有如此深远的眼光，早于共产国际在"八一宣言 "时的大转弯。 

　C：共产国际当时有条标准，我们这些后来人要细细的体味。这个标准就是苏联的利 益高于一切。这不同于后来我们理解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之类，完全不同。在共产国际的教条里面，苏联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政 权，它不只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也是世界人民的。有一系列小国***，其革命目标就是建立本国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加入苏联。这是苏联的全名，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本意所在。所以在30年代中期，日德法西斯主义结盟以后，中国苏维埃革命就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了，就应当调整。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认为中 国革命还是要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其政权形式必须是主流阶级的联合。中共应当参加和促进这个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同托洛茨基在1927年的"国民 会议"口号是相似的。当时，不少托派分子确实有一阵兴奋。但在斯大林那里，这个变化纯粹是国际局势所至，而不象托洛茨基那样，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 断。这两者是不同的。在斯大林那里，民族革命现在是首要的。民主革命要服从民族革命。而在托洛茨基那里民族革命从来就不是首要的，从来只是从属性质的。虽 然它在表面上是有类似的政权形式。这就是"八一宣言"出笼的背景，"八一宣言"出来时，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还没有联系上，它也没有听取中共人士意见的意 思，它就是按苏联利益的标准起草的。 

　　Y：张国焘也是因为局势变化，也是类似绝望的革命环境使 他对革命有质疑。并在此质疑基础上，产生了同"八一宣言"相同的政治新构想。张国焘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动态下，迎来了同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会师的。因此， 当他们在6月25日凑到一块时，他们在一起胡乱闲扯，自然就引起张国焘的不满。张国焘认为现在没有国际指示的情况下，全体政治局应当尽速的讨论政治路线问 题，因为会师以后的怎么办的问题，不是取决于军事，而恰恰的取决于这政治路线的修正。所以，他相当的坚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不依不饶的。 

　　C：我认为，正是张国焘捅破了这层纸，启发了毛泽东。因为在会师前，中央红军的精神就是来自这个会师的期望，会师以后的事情还没有来的及想呢。 

　 　Y：我想说的细一点。对留苏生们来讲，反正有散伙这个底线。会师也好，不会师也好，不行就散伙。毛要搞会师，要再坚持，很好啊。就支持毛来运作。但对毛 来讲，就不那样简单了，会师前后，他都有大问号在心中。就是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没有在莫斯科的阅历，对共产国际运作机制完全没有见识。他也没有 与此相关的理论准备，但他一定有自觉力，他有足够的感觉。所以在两河口期间，有4天时间，会上会下，张国焘做了不少工作，中心议题就是想提请全党讨论苏维 埃革命路线。这对毛泽东是有启发的，张国焘捅破了窗户纸，一口气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留苏派自然大大的不满张国焘的提法，凯丰就很冲动的要清算四方面军建 西北联邦政府的用心。但毛对此肯定是有同感的。他看到另一种天地，即张国焘表述的一种全新的革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