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

第二次长征

Dec 11th 2008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30年前，邓小平开创的变革使中国得以改观。然而，最大的一步还未敢迈出。

“恩格斯没坐过飞机，斯大林没穿过的确良。”30年前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如是说道。如今，在官方看来，这次会议被视为了邓小平开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起点。邓小平的讲话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教条的衰落，同时也标志着实用主义的兴起。此刻，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正为这场改革的周年纪念日而庆祝。如今的中国有两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较之于1978年占全球GDP份额的1.8%，中国目前的GDP占到了全球份额的6%；该国粮食生产增加了近 70%—-正当官员们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些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时，世界金融危机却使他们忧心忡忡，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导正努力完成未竟的事业。

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继任者，习近平副主席据说被指定为这次庆祝活动的总负责人。庆祝活动包括音乐会，展览会以及没完没了的演讲活动，以此来纪念邓小平在与毛派分子的斗争中占据上风—这一中国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胜利是显然的。第一次是长达一个月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可能是有史以来举办的此类会议中最活跃的了。（据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了“的确良”那段话）。这次会议过后紧接着是一个更为照本宣科和正式庄重的会议。

明年，中国将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儒家传统中，60周岁意义重大）。因此，改革开放占据了中国共产主义生活的一半。但是官员们却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对进一步变革的期望。邓小平曾经表示，到2050年可以实现国家领导人直选。如今，却没有人再提及此事。从经济上看，巨大的挑战正日益临近，其中，人口老龄化和环境破坏都会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去世于1997年的邓小平通常被描述成改革的总设计师，似乎过去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由他谋划的。他将自己的道路更加准确地描述成“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最终的目标却从未清晰过。自1992年以来，该目标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官员们却在拼命解释这一概念与真实的市场经济有着怎样的不同。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宣布党的“基本路线”(在一党专政下实行改革开放的官方说法)100年不变。这意味着还要“摸索更多的石头”。

党的领导人对这一模糊不清的表达非常满意。这给予了他们在政策制定上的灵活性，并且使得他们在不同派系之间达成妥协。过去3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变革之一便是抛弃毛泽东时代残酷的派系斗争，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2002年，中共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在没有杀戮或肃反的情况下将权力由一个领导班子平稳地移交给了另一个领导班子。新的领导人做出了致力于改革的相同承诺，但是却有着一个更加左倾的执政纲领。

掩饰该党的某些历史对其领导人也有所帮助，抑制了公众对政治变革的诉求。改革计划自身的历史也被净化和精简，以便尽量减少公众对领导人动机和行动的质疑。例如，已经无人提及那次共党会议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那就是民主墙—一个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汽车站前方，长达200米的砖体结构。1978年至 1979冬季，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四个月里，民众在该墙上贴满了呼吁自由和民主的大字报，直到邓小平决定封闭该墙并拘押了一些积极分子为止。这一区域目前成为了一座侧面矗立着各色购物中心的广场。

共产党的官员们喜欢将他们的英雄塑造得富有传奇色彩，他们篡改历史，暗示30年前的那些会议是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在毛泽东主席 1976年去世后，废除毛派体系的活动便悄然开始了。将重心转向重建经济的活动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着手进行。作为“开放”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与西方世界在政治上的和解在毛泽东去世前的几年里便开始了，而原因则是出于中国和西方世界对苏联共有的厌恶之情。

谨慎的统治

就在两次会议即将结束的1978年12月22日，发布的官方公文中甚至没有出现“开放”一词。 “改革”也只提到了一次。一项由领导人采纳，第二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农业的草案文件明确地否定了如今被视为中国农村改革标志的观点—即把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民耕种。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具有灾难性的“人民公社”却受到了赞扬。邓小平的改革胜利充满着妥协，这一形式延续到了今天。

如今，中国的一些媒体在谈及“北京共识”时，将其作为另一面思想旗帜，以此来替代代表着经济自由主义，近来却饱受质疑的“华盛顿共识”[注1]。中国的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最近称，“北京共识”意味着进行市场改革需要审时度势。邓小平无疑是审时度势的。他知道给毛派分子一些脸面的重要性，即使当他加强了自己对权力的掌控，并且允许以毛派分子所厌恶的变化来进行实验之时。1978年年末，正当该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农村改革便在中部省份安徽开始了。当地一个公社的农民秘密开始了分割土地的活动，并且为之而等死。但是，这一行为很快得到了该省领导和邓小平盟友—万里的支持。其他各地逐渐效仿。当公社正式于1984年废除时，大部分的公社早已名存实亡。

同样地，政府自身也谨慎地防止推动将“北京共识”作为替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另一条道路。酝酿挑战美国的权力并且改变世界秩序的指责令人畏惧。实际上，正是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思想库外交政策中心一份热情洋溢的小册子里发表的一篇文章使得“北京共识”一词在2004年不胫而走。“中国此刻发生的一切，”雷默先生写道，“不仅是中国的模式，并且已经开始对国际发展、经济、社会、并且广义来说，政治的整个面貌予以了改造。”

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时期，很少有人会如此地信心十足。如今，高耸的城市天际线大体上是过去15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原因还在于务实的经济自由主义，而非中国的奇谋妙计。过去30年来两个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举措—数以万计的国营企业(SOEs)倒闭和城市住房私有化—直到20世纪 90年代末才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以企业倒闭为例，成百上千万人的失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以及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动荡对中国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对中国所谓渐进之路推崇备至的人们的设想。在中国发生的这次抗议活动被残酷地镇压，但是这些抗议活动—以及各处共产主义的瓦解引发了中国领导人之间对改革走向的激烈争论。一些领导人认为，计划经济和严密的社会控制对维持共产党政权是必要的。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骚动正是由这些政策所引发的。最终，邓小平决定，对毛泽东思想应予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邓小平 1992年的复出终止了这场争论，将中国推上了走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道路。经济从此欣欣向荣。

在1978年，邓小平的思路却没有这么清晰。他从公众的观点中敏锐地察觉到了未来的变化，但是却没有设想出一个宏大的远景。20世纪80年代充斥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1989年曾作为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鲍彤因同情抗议者而被监禁。他说，在30年前的会议上邓小平原先的计划不过是就将重点放在经济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那时，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1966年到毛去世后的文化大革命，国家正处于崩溃衰败的边缘。改革开放甚至还没有提到他的议事日程中。

然而，会议却并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进行。在会议的头几天，邓小平正外出访问，当他回来时却发现会议的讨论弥漫着愈演愈烈的政治怨愤，而这股气氛来自于毛泽东统治下受到迫害的领导人。代表们要求为遭到清洗的同僚们平反，并且对1976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被定义为“反革命活动”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正名。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在工作会议进行之时，北京党委将天安门抗议活动宣布为彻底的革命活动成为了当年最大的变化—而邓小平或他的同僚们却丝毫没有谈到经济。

来自底层的声音

共产党喜欢掩盖这一切（6.4事件）。1989年天安门发生了更为著名的抗议活动，估计有数千人在这场抗议活动中丧生，明年6月将是镇压这场抗议活动20 周年。当官员们为改革30周年庆祝时，他们并不希望为1989年动乱正名在某一天成为可能。在这件事上，他们也不可能面临太大的压力。这场流血事件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但是舆论却一直对中国改革的进程产生着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抱怨说，中国依旧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的货币不能完全实现自由兑换，因此该国的资本流动受到了控制。一些费用，包括电费，燃料费和水费同样地受到了控制。今年一月，政府对一些食品价格采取了新的控制措施。本月政府又中止了这些措施。非国有企业目前的产出占到了中国制造业产出的三分之二，但是国有企业掌控着诸如银行业，电信，能源以及媒体等关键部门。2001年到 2006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0,000下降到120,000，但是国家依然控制着价值达1.3万亿美元的资产。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但是，目前以胡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领导班子比他们的前任更加担心公众对改革之痛的反应。他们有理由小心谨慎。90年代末，国有企业的改革造成了大约3 千万工人下岗。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9月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和缺乏清晰的政策导向，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难以养活他们的家庭。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了带有他们烙印的口号—建立“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他们希望带来一种印象—即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关心人的资本主义。他们感觉到，要避免公众的压力，改变政策方针是必要的。

2004年，香港学者、广受欢迎的中国电视评论员郎咸平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管理层购买国有企业时发生的资产倒卖现象—这种当时常见的私有化形式。在这之后，困难便开始了。管理层的这种行为触动了许多中国人。他们认为，工厂的老板们（实际上是官员们）通过这样的购买活动聚敛起巨额的财富，而工人们却逐渐变得一无所有。官员们通过暂时停止这一行为来予以回应。两年后，为了阻止郎咸平再次点燃公众的怒火，中国的官员们取消了郎咸平的电视节目。

曹思源是一位曾在80年代协助起草中国第一个破产法案的经济学家，目前他正经营着一家破产咨询公司。他说，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现在几乎停止了。他还说道，80年代鼓励私人进入所有优势产业的说法已经被抛弃，在政府视为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一个可以随意诠释的术语）的行业中给与国有企业优势地位。曹先生预计大约有3000家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今年会办理正式的破产程序，相比之下，去年有3200家。具备破产资格的公司数量高出了10倍，并且正在上升，他说道，但是当地的官员却阻止国有企业申请破产，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政府的声誉。

落后的国度

废除公社以及此后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虽然支付给农民的粮食价格上升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赞扬。但是农村权力机构自公社时代起就没有多少改变。即使土地租给了个体家庭耕种，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过去几年来，房地产自由市场的快速兴起使得城市享受到了繁荣，然而农村的这一体系使得农民排除在这一繁荣之外。

今年10月，胡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该会议显然打算与30年前举行的那次会议遥相呼应。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颇为扫兴的会议。胡锦涛与他的同僚们仍然担心，任何土地制度上的巨大变动将使得大量的农民涌入到已经挣扎在脆弱社会供给线上的城市中。虽然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做法对保持过去 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至关重要（自1978年以来，经济平均以每年近10%的速率增长），但是政府希望对这一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农村外来人口只能勉强获准进入城市。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北京几乎将所有的农村外来人口驱逐一空。奥运会举办期间，许多农村外来人口在8月份离开了这座城市，原因是官员们对他们施加了间接压力，让他们离开。

思想解放还很遥远

与邓小平和邓的继任者江泽民一样，胡锦涛不过是在口头上宣扬政治改革的理念。他重复着邓小平言不由衷的路线—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指出，共产主义越南（该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羡慕不已）在政治方面甚至做得更好。在一篇5月份发表在官方期刊《改革内部参考》里的文章中，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称，越南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比我们要少”—他说，越南在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问题上争论较少。在6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仅去年，一份由17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前的高级官员）签署的请愿书指责该党领导中国走上了一条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胡锦涛绝对没有削弱党影响力的打算，更不会允许反对力量组织起来。12月10日，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大约有300名知识分子发布了一项要求实现政治自由化的倡议，当局拘留或讯问了这项大胆倡议中的一些签字人。与此同时，胡锦涛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以及该党相当多的资金）来重建该党的基层组织，然而国有企业的倒闭和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这一努力化为泡影。共产党官员们派出了成千上万个小组来劝说私营公司建立工会（在中国，这一组织受到共产党的控制）和党的基层组织。

然而他们的努力却遇到了一些阻碍，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拥有大约100个超级市场的美国零售连锁商沃尔玛尤为顽固。在该公司不情愿地决定成立一个工会后，共产党官员在2006年东部城市南京安排了多次与沃尔玛代表之间的会议。官员们按照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的指示，要求建立一个党组织。然而，超过 400个员工的这家沃尔玛超市只有6名党员，并且这六个人认为不需要在沃尔玛建立党组织。但是，该公司还是屈服了，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到2006年年末，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型非国有企业建立了党组织。

今年年初，一些官方报纸要求进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一些中国学者公开呼唤一个更加关注政治改革的新阶段的到来。但是不料危机却发生了—3月发生在西藏的动乱，5月发生的致使数万人丧生的地震，同样还包括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官方试图压制任何异议所产生的死气沉沉。如今，随着该国的经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官员们对日渐动荡不安的可能性烦恼不已。（呼吁政治改革的）民主人士必定还要等待下去。

[注1]“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Beijing consensus”）：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于此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则是指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到的“北京共识”。其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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